新加坡贫富差距大吗？

有这么一个数据，新加坡前50的富豪掌握着整个新加坡总GDP的半壁江山(大概数据是总的2970亿，前50是1570亿)

但是普通老百姓的贫富差距倒真不大，因为新加坡对于公民的社会福利实在太好了，所以总的来说并不会太大。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新加坡80％左右的人住在组屋里，类似中国经济适用房。15％的人住在公寓里，另外5％的人住在别墅里。不知道从住房情况能否看出贫富差距呢？

在新加坡，真正的贫困是罕见的，但相对贫富差距仍然很大

新加坡从一弹丸小岛发展到如今的发达国家，贫困在新加坡似乎已经难见踪影。普通新加坡居民能住得起公共住房，交通和食品也都能负担——这是新加坡无形的“社会契约”。但是，这无形的“社会契约”似乎在如今遭到挑战。新加坡将如何应对相对剥夺感的挑战？

上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再次声明，保留李光耀故居是父亲李光耀的决定，“我身不由己。”实际上，有关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故居是否保留的争论已延续几年。在2015年李光耀去世后，李显龙主张保留故居，其弟弟妹妹李玮玲和李显扬主张拆除故居，以免成为“供人崇拜的遗迹”。李玮玲和李显扬认为，李显龙保留故居是借李光耀的光环扶持自己的儿子进入政坛。但李显龙称，其儿子对政治并无兴趣，而且认为所谓“借李光耀的光环”是可悲的。

李光耀故居之争在表面上是李氏家族内部的矛盾，实际上也反映出新加坡所面临的不平等挑战。新加坡从一个弹丸小国快速发展成为发达国家，新加坡普通居民能够负担得起交通、食品和住房，这一切堪称奇迹。但是，这一“社会契约”越发遭到贫富分化和相对剥夺感的挑战。英国记者尼古拉斯·沃尔顿在新加坡生活多年，他在《寻迹狮城》中写出了新加坡的奇迹之处以及其将面临的挑战。沃尔顿认为，新加坡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挑战不会比其独立以来的五十年更轻松。在高度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中，新加坡社会将如何解决不平等的挑战？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寻迹狮城》，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原作者 |[英]尼古拉斯·沃尔顿（焦静姝 译）

摘编 | 徐悦东

新加坡公民生活的三大“社会契约”：交通、食品和住房

就在尼尔街（Neil Street）将与广东民路（Cantonment Road）交会的地方，我路过吉祥红龟粿（Ji Xiang Confectionery）。这家甜品屋位于一座醒目的、桃红加奶油色的巨大组屋的底层，门面也就比墙上的洞大一些。但别看它其貌不扬，其实声名远扬。它的特色甜品是一种用糯米粉、椰奶和糖制成的发亮并带有图案的黏嘴小甜点。新加坡人从四面八方前来，选购一份被精美装盘的礼盒，其中传统的口味有花生味、玉米味、芋头味和咸豆沙味。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东西实在不好吃：太甜、太黏，简直就是为了塞牙而设计的。但排队购买的新加坡人络绎不绝。这种食品就像一个黏稠的提示器，提醒我作为一名外籍人士，我的生活与口味和广大新加坡人之间有一道鸿沟。

普通新加坡公民的生活是围绕该岛社会契约的三大支柱构建的：带空调的地下捷运网、朴实简陋的小贩中心和高高耸立的HDB组屋。由于该国的居民忙于发财致富，他们期望生活的这三个基本层面——交通、食品和住房——可靠且能负担得起。

但这一社会契约似乎不如以前那么坚实了。矛盾的是，随着新加坡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她的大部分居民却开始有相对不富裕的感觉。一捆捆1000新元的钞票也无法阻止全球有关不平等的讨论冲上她的热带海滩。这一讨论在新加坡尤其火爆，一方面是因为该岛相当富裕，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国家建立在明确的精英主义基础上。

而一连串关于金融巨头炫耀财富的报道也加剧了这种紧张局势。2017年4月，当地一家餐厅的老板盖瑞·林曾被指控嘲讽一名出租车司机的财富状况，当时司机拒绝了他抛出的1000 新元的钞票。“你看看，谁叫我这么有钱，我也没办法啊，”他在视频里说道，“你是成不了大事的。你知道你为什么是个出租车司机吗？因为你成不了大事。”社交媒体上舆论沸腾。林的餐厅在网上成了众矢之的，遭到了网友一连串的愤怒攻击。盖瑞·林为了适当地表示懊悔，也为了缓解局面，让自己的餐厅为出租车司机们提供免费的饮食。1

尽管如此，引发人们对不平等现象感到不安的，不只是一些超级富豪的粗鲁行为。它还涉及社会契约的三大支柱——交通、食品和住房。尽管新加坡人被告知自己已经实现了真正的富裕，但这三个方面恰恰代表了实现这一愿景道路上的玻璃天花板。

先从交通说起。捷运系统运行良好，公共汽车也都准时运营。当你下了交通工具，通常有一个有遮蔽的步道为你阻挡倾盆大雨，直到你的组屋或鲜货市场门前。而且交通费用很便宜。与其他富裕的城市相比，连出租车的费用都很低廉。市民也许会抱怨捷运列车的机械故障妨碍了列车的平稳运行，但这里的大多数人并没有与伦敦足以塑造人个性的公共交通对抗过，更别说在高峰时段在雅加达或曼谷出行了。尽管当地人会抱怨，但新加坡的公共交通除了空调温度调得太低，确实廉价且高效。像Grab或者优步（Uber）这样的打车软件又让打车出行变得更加便宜。

但不是所有的外籍人士都对这里的公共交通系统表示赞赏。倒霉的英国人安东·凯西（Anton Casey）就是一个例子。他觉得公共汽车对于他儿子来说太脏太乱了，而且他很讨厌有些出租车司机的特有习惯。尽管如此，新加坡人不但没有接受凯西先生有建设性的批评，反而将他驱逐出境，而他的老板也解雇了他。这不公平吗？公平得很。

安东·凯西是全球最令人反感的一类人的典型代表。他不但是个银行家，而且引用一个金融业同行在《每日邮报》（Daily Mail）上的话说，还是一个“白痴”。他和他的儿子之所以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是因为他的保时捷暂时上不了路。他把一张公交车的照片放到社交网络上，然后加了一个标题：“爸爸，你的车去哪儿了，这些穷人都是谁？”他抱怨说，他不得不下车洗掉“公共交通工具的恶臭”。他将一位出租车师傅称为“智障人士”。随着他奢华而自鸣得意的生活细节逐渐被曝光——包括他与前新加坡小姐的婚姻——死神针对他的审判开始了。他匆忙乘坐飞机（经济舱）逃往澳大利亚。尽管他低声下气地向受辱者及公众道歉，仍然无法平息众怒。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人们对银行家普遍缺乏同情，即使是在热爱金融、对贸易开放的新加坡。尤其是当这个银行家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那种煽动者可能画出的漫画形象的时候，更是如此。

安东·凯西的行为让人们注意到，新加坡存在一条巨大而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横贯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大多数人和拥有私家车辆的少数人之间。德意志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一辆中型汽车在美国或者英国可能卖到24000美元，但在新加坡要卖到90000美元。当你看到一辆劳斯莱斯或者法拉利经过时——在新加坡的某些区域豪车相当常见——你大概可以推测出车主为此花费了上百万甚至更多。

外籍银行家不是唯一受到责难的人。有钱有势的新加坡本地人也像土狼一样，怀着对同胞的同情之情照旧开着自己的迈凯伦（MclLarens）和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s）飞驰而过。而公众最大的愤怒则朝向该地区来自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超级富豪。民众的愤怒情绪被2012年一起致命的交通事故点燃。在罗彻路（Rochor Road）附近的红灯路口，一辆法拉利599GTO以每小时178公里的速度侧面撞上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司机和车上的乘客——一名日本妇女，连同肇事的跑车司机马驰，当场丧命。新加坡的汽车所有权制度建立在拥车证（Certificate of Entitlement，COE）的基础上。事实上，拥车证是为期10年的汽车驾驶执照，可以随着车辆的出售进行转让。当一辆车车龄达到3年，那它的执照就只剩7年，而车的价值也会相应降低。10年之后，执照过期，不管车有多花哨多昂贵，都不能再上路了。然后它会被运到其他地方出售。10年期的拥车证每年都会进行拍卖，而价格也一路飙升。早在2009年1月，B组车（1600cc或者97kw 以上的车辆）的拥车证价值200新元，到2017年11月8日，同类拥车证的价格涨至57414新元。2017年的金额与2013年1月的峰值（96210新元）相比，已经算是很便宜了。

一方面，拥车证控制了新加坡人拥有汽车的数量。这里很少出现严重的交通堵塞，而且绝对不会像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新兴城市那样，路上尾气熏天、摩托车劫匪频繁出没。TomTom导航仪公司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雅加达位列世界最拥挤城市的第二名，曼谷位列第三，新加坡则位列第55名。另一方面，由于只有11%的新加坡人可以拥有自己的代步车，对大部分新加坡人而言，私家车的拥有权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一块玻璃天花板。用新加坡英语来说，这叫“可望而不可即”。新加坡的交通服务当然很优质，但当大众高尔夫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代表着一种无法获得的奢侈品时，难免会让人产生挫败感。

社会契约的下一个支柱是食物。鲜货市场和无处不在的小贩中心是大多数新加坡人就餐的主要去处。你可以用纸巾占个座位，对着海南鸡饭、菜头粿或是一盆营养丰富的牛蛙粥大快朵颐，吃完后还有一个70 多岁的服务员来收盘子——他想在退休之后明智地存些钱，而所有这些劳动也就能赚几个零钱。除此之外，吃饭贵得离谱。一想到要在外面吃饭，而且要开瓶酒，能让你在冷气十足的房间里冒出汗来。我在超市里看到，一小篮（日本）草莓能卖到70 新元；我也曾带着负罪感喝过20 新元一瓶的啤酒；如果发现一瓶不错的红酒售价在40 新元以下，那简直是捡到大便宜了。这样的价格让现实扭曲，让游客惊讶。诚然，这样的招待标准可能会符合不少外籍人士对饮食的期待，但这毕竟是少数人的标准，与一个典型的当地公民能负担起的标准之间有很大一段距离。

社会契约的第三个支柱就是住房了。新加坡大约85%的人口居住在公共住房里（通常拥有时长99年的租约），而少数富人喜欢类似高档度假村的私人别墅，这些别墅拥有无边游泳池以及像“皇家角”和“纳西姆摄政王”这样的名字。华彬汉美登顶级公寓可以将崭新的兰博基尼通过电梯运到你位于15层的公寓里，让坐在客厅里的客人，以及楼下171路公交车上的可怜“穷鬼”们都看到。翠城新景是由31栋、每栋6层高的住宅楼组成的乐高丛林：实话说，与其说它是相互连接的格局，不如说它就是一堆摞起来的积木，但那都是小细节。无论如何，这座令人瞩目的巨大建筑群于2015年荣获了世界建筑节的年度最佳建筑大奖，它的风格和它获得的名望可是一个四方形的混凝土HDB组屋可望而不可即的。

私有房产的业主们不但可以住在梦幻般的建筑里，享有网红度假豪宅，还能因地产价格的通货膨胀获得巨额收益。新加坡安全港湾的地位让亚洲其他地区的热钱像潮水般涌入当地的房地产市场，这也是因为其他国家的法治没有那么牢靠，而货币的波动像季风一样。那些有幸拥有私人房产的人的银行账户，因此增加了几百万收益（其中一些很快流入保时捷和法拉利经销商的口袋里）。HDB组屋的价值也有所上升，但其租赁者却被挡在玻璃天花板的另一边。

在新加坡，真正的贫困是罕见的，但相对贫富差距仍然很大

这与西方世界经历的社会不平等不甚相同。在新加坡，人们显然正活在梦中。历经50年，这里从一个丛林密布的后殖民地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年的数据，新加坡位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第三名，仅次于卡塔尔和卢森堡，领先于文莱、挪威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而这个国家没有从地下挖掘大量的碳氢化合物，也没有为那些从人民手中窃取财产的盗贼们提供零税收的便利。一个典型的新加坡人所拥有的经济保障和物质财富，远远超出他父母辈的想象。在这里真正的贫困是很罕见的。

然而这个典型的新加坡人也很愤怒。因为大众所能期待的物质水准和无法穿透的玻璃天花板另一边的少数人所能享受到的物质水准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新加坡反复强调自己的教育系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众多高级职位却由外籍人士和在国外镀过金的本地人占据，这也让新加坡人难以接受。这些人可以享受普通人买不起的汽车、公寓和餐厅服务。而这种不平等的感觉还与世代更迭有关。对于建国一代而言，工作、财富和安全都代表了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乌托邦。如今的年青一代穿梭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购物中心里，黏在他们方寸大的屏幕前，从没有面对过与上一代相同的困难。因此他们想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没想到一头撞上了玻璃天花板。

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Unit）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新加坡已是连续第四次入选全世界“最昂贵的城市”。这样的调查结果通常会在当地媒体上刊登，并传达出官方对外籍居民喜好葡萄酒和公寓生活的半否认态度。2014年在国会就预算案辩论时，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明确指出，下列消费属于外籍人士的特有开支：“进口奶酪、菲力牛排、博柏利雨衣、剧院里的最佳四连座、四人份三道菜的高端晚宴。”言外之意就是，新加坡的生活成本并不高，只要新加坡人能满足于公共交通、小贩中心和HDB组屋。但我不确定这个信息在公民中的反响达到了尚达曼的预期。

如今不但在社会契约的三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玻璃天花板，作为新加坡社会基石的精英主义管理机制也开始受到质疑。“国民的素质决定了国家的产出，”李光耀曾说，“区别就在于，你如何挑选国民，如何训练、组织并最终管理他们。”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足够优秀，你就能找到工作，而言外之意是，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国家里，没有无用之人的容身之地。

然而，即使没有富裕的西方外籍人士和超级有钱的亚洲人，研究也证实了一种印象，即新加坡社会只有在某个不可渗透的社会顶层之下，阶层才是流动的。新加坡虽然有85%的人居住在公共住房中，但一项研究表明，那些住在私有房屋、在顶尖大学读书的人，更愿意和跟自己条件差不多的一小撮人亲近。上层人士的特权不断被他们所处的社交圈强化，而上层以外的人则感觉受到了排斥。这一现象在当今世界并不罕见，但在新加坡尤其具有破坏性，因为这个国家如此之小，而且它对流动性和精英管理做出过公开承诺。一项调查表明，60%的年轻人考虑移居国外以寻求工作机会，并使自己可以负担得起生活开支。

在李光耀去世后的几年中，媒体上出现的一段插曲加剧了人们对新加坡精英主义文化的担忧。这段插曲以李光耀遗嘱中的一项条款为中心，表现为李氏家族的不睦。遗嘱规定，家宅必须在李光耀死后拆除。这一要求一部分出于隐私考虑，但另一部分，也是值得赞赏的部分，是他害怕死后围绕自己形成个人崇拜。虽然大多数新加坡人对于他们这位前领袖抱有极大的尊重，但新加坡鲜有街道或雕像纪念他。李光耀也许是一位伟人，但他的家族不应该因此沾光。

李光耀的住所是一座可爱的（尽管是被腐蚀的）五居室平房，位于欧思礼路的黄金地段，那里曾经是一片种植园。（报纸估计，这块地皮如今价值超过2000 万新元。）2017 年，关于这处房产的处理问题以一种颇为轰动的方式登上新闻头条。李显龙总理的弟弟和妹妹联合发表声明，称自己的胞兄“将自己对权力和个人声望的欲望与李光耀的遗产牢牢结合在一起”。如此一来，他试图违背父亲拆除家宅的遗愿（李光耀年迈后一直照顾他的女儿李玮玲已经不在那里生活了），希望借此提升自己的形象。他们还称，李显龙试图建立一个政治王朝，并表示“不管是以兄长还是领袖的身份，我们都不信任显龙”。而李显龙总理在国会面前则明确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说自己的儿子对政治没有兴趣，并开玩笑说，如果他在13 年的总理生涯后还需要通过一座房子来借用父亲的“光环”，“我也太可悲了”。

不管这些声明和总理的反驳是否属实，这场内讧能在公众面前展开本来就已非同小可。这件事情随后主要通过Facebook的帖子形式继续发酵，很有可能进一步削弱公民对新加坡政治权力与利益无涉以及精英化本质的信心。这也就意味着，公众不再相信新加坡社会中政治权力与利益无关，并且保有精英化本质，甚至开始质疑政治阶级的合法性。

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愤怒正在对新加坡的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博客和社交媒体成为新加坡人发泄不满的最常用和最新的方式。一些人对外来人口的敌意越来越大，无论这些人是外籍专家、家政工人还是亚洲“那些在Instagram上炫富的富二代”。有人抱怨说，西方的外籍人士占有了最好的工作，家政工人把公共交通工具弄得乱哄哄的（你试着坐一下174 路公交车，该车往返于武吉知马和菲律宾人周日的多功能会面场所幸运商业中心）。新加坡三分之一的常住人口都不是本地人，要平衡三个阶层——本地公民、高技能的外籍人士和低技能的移民——之间的利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国人为先党（Singfirst）的网站（口号是“公平社会、强大家族、自信人民”）指出：“在过去的50年中，新加坡人沦为了不断追求经济增长的附属品。”这是在明确地指责人民行动党的“精英主义”政策将新加坡变成了财富和收入高度分化的不平等社会，而且这一政策还使介于贫富之间的中产阶级人数不断减少。指责罗列出的事项还没有结束：一方面，税率旨在扶植外来的跨国公司和外籍员工；另一方面，压榨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造成人口过度拥挤。此外，国民服役的要求对新加坡本国男子不利。它宣称，新加坡如今亟须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与“跨国公司和外国劳工”分离开来。与此同时，成功申请到“永久居民”身份的外国人人数大幅下降（永久居民拥有大量福利待遇，但没有正式公民身份）。由于申请条件中要求“充分融入当地社会”，而且对申请资格做出评判的评委会由当地人组成，2016 年76% 的申请被拒，而在2009年申请失败的比例仅为30%。

从政治层面来看，国民日益增长的不安定感引发了戏剧性的后果。在2011 年的新加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的支持率从75.3%下降到60.1%，而人民行动党总统候选人在五个选区中只赢得35.2%的选票。人民行动党在2012年和2013年的补选中再度失利。在新加坡人看来，这无疑称得上一场大地震。用新加坡政策研究院的许林珠（Gillian Koh）的话来说，新加坡正演变为一个“赢家和输家”的社会，这种模式下的政治就体现为“人们对于现行政治机构和领导人的信任被削弱，因为人们认为是体制造就了他们” 。

如何解决新加坡的外劳问题？

政府的应对策略是提供咨询，并将经费拨给低收入人群。这一分析思路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不谋而合，大家都意识到，有一群人更能接受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经济所带来的挑战，而另一群人更想要地方保护，两者之间存在分歧。在新加坡，低收入人群被称为“老街坊”。同时政府还采取一些措施确保新加坡公民享有优先选择工作的机会。按照所谓“公平考量框架”的规定，该举措旨在“加强新加坡人为核心的劳动力队伍”。2016年人力部部长林瑞生说，为实现这一点需要双管齐下。首先，因为没有做出适当的努力，强化企业就业人口中新加坡人的比例，100家企业将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这其中20%的企业后来对用人政策进行了完善，但剩下的企业仍然处于林先生的严格观察之下。其次，那些以公平和进步的方式在人力资本运作方面起到示范作用的企业，将受到政府优待。

而单纯从逸事和个人层面出发，我的很多外籍朋友突然发现，不管他们的资历有多优秀，也不管他们所在的行业本地优秀人才多么缺乏，他们都被排斥在了有关职位的竞争范围之外。每当我们周三晚上聚在一起，在足球训练开始之前更衣的时候，我那些来自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的朋友都会大声抱怨，自己在招聘时不得不跨越了怎样的重重障碍。然后他们会沮丧地摇摇头，说这些公司在浪费了两到三个月的珍贵时间后，最终还是不得不从国外引进人才。

与此同时，从量化的层面出发，岛上的非公民数量经过多年的增长后，突然开始发生逆转。1970年，新加坡外籍劳工的数量占到全岛人口的3.2%；2010年，这个比例则是34.7%。2008 年，外来人口的数量达到每月19万人，涨幅近20%，而新加坡公民的人数则只增长了1%。尽管这一年的表现尤为突出，但在其他年份，外来人口的数量每年都在稳定增长（增长率通常在两位数），直到2012年那次决定性的选举为止。外来人口的增长率就此开始稳步下降。到2017年，人数大幅减少，达2.7万人。

被削减的大多是高技能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不光在新加坡，在全世界都很稀缺。印度软件和服务业企业行业协会（Nasscom）称，新加坡签证的通过率近年大幅降低了。2017年该协会主席R. 钱德拉什卡称，当前受雇于新加坡的印度技术人员不到1万人；而过去几乎每年都要发放1 万份工作许可证。但事实上劳动力市场对于IT员工的需求是持续上涨的，仅2016 年第四季度，针对该项技能的招聘启事数量就增长了30%。

尽管在其他国家，也不难找出针对移民的类似政策，但对于新加坡而言，这一人数规模的下降造成的影响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美国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开始限制绿卡的发放，但美国本土仍有大量可以使用的内部资源。随着脱欧进程不断推进，有些人也许会谴责英国在欧盟的移民问题上和自己过不去。但尽管如此，英国境内仍有6000 万人口和多元化的经济。但新加坡就不是这样了，别忘了，它是漂浮在全球化汪洋大海上的一叶小舟。如果需要船员来修理船帆或者补充航海技能，她未必能在本土居民中找得到这样的人。新加坡的奇迹显然离不开跨国公司和国际高技能流动人才。政府很难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与国民利益、国民感情（因为在社交媒体的新时代，人人都能发表意见）之间找到平衡点。

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是新加坡一直以来假装自己的面积比实际的要大。确实，它的劳动力市场腹地延伸到了几个同心圆以外，超越了它的国界：第一个同心圆囊括了来自马来西亚边境新山市（Johor Bahru）的日常通勤者；第二个同心圆囊括了特别是巴淡岛和邻近的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的工厂的工人，这些工厂实际上是国内工业低成本的延伸。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缅甸的外籍家政工人，以及来自孟加拉国和印度的体力劳动者。印度等地还会输送高级技工，从事新加坡人如今很回避的重工业一类的工作。最后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专家，处在技能链的顶端。

要改变劳动力市场结构当前的平衡状态不可能一蹴而就，还需要高度集权的政府用有形的手加以引导。高技能的外籍专家，以及雇用这些人的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一直处在新加坡经济价值链上游最顶端的位置，因此对这一部分人口数量加以限制，必然会对新加坡高端经济的维持造成实实在在的影响。而在劳动力技能的另一端，对外籍家政工人数量的限制将会引起极大的争议，他们默默无闻的劳动对于新加坡家庭的正常生活至关重要。然而正如政治经济学家琳达·林（Linda Lim）指出的，经济学规划师们需要校准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以确保激励机制不会偏向外国劳工。

这其中包括建筑业，（由于新加坡人不愿意从事该行业内的工作）外来劳动力大量涌入，并造成该行业长期处于低收入低生产率的状态。此外，由于引入外籍家政工人太容易，国家从未设立专门照顾老年人的服务部门。马凯硕教授也认为，轻松就能获取的外来劳动力对新加坡经济产生了不良影响，并加剧了社会压力。“这就像一种鸦片，”他对我说，“你引入外来劳工，然后外来劳工轻而易举就增加了你的国民生产总值。但这也造成了社会问题。如果你想早上搭乘火车，却发现捷运列车里已经人满为患。”

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政府也在努力保护本国移民工人的权利。2016年，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宣布，他希望为印尼的外籍家政工人提供更好的培训、资格认证、正常的工作时间和住宿条件，提高他们的待遇标准。不用说，他也希望在新加坡务工的125000名印尼籍的家政工人可以获得更好的待遇。菲律宾政府也明确表示，新加坡需保障菲律宾务工人员的工作条件。少数新加坡人用恶劣的方式对待自己家中的帮佣，这些话也是说给他们听的。

2017年3月，林俊宏 和钟瑞凤因虐待40岁的菲律宾家佣赛尔玛而入狱。在15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只给她吃白面包和方便面。在逃到移民避难所之前，赛尔玛的体重从49公斤掉到了公斤。而另一个案例则是一名中介向一个可能的雇主抱怨说，某个特定的外籍家政工人很难找到工作，原因是她坚持要求每月休假两天。“她是来工作还是来度假的？”中介如是说。我们身边辛勤工作的外籍家政工人，每周工作7天，全年无休，包括圣诞节和复活节，而有些家庭的墙上就悬挂着十字架和其他象征基督信仰的标志。

达士岭组屋：新加坡对不平等现象的反击？

就在吉祥红龟粿的对面，穿过广东民路，有一片在公共政策实验下诞生的有趣建筑直耸云霄。七座布满斑点窗户的建筑拔地而起，每一座都像一块大概50 层楼高的多米诺骨牌，建筑与建筑之间由两座灌木丛生的天桥连接。总的来说，在一块不超过两个足球场面积的地皮上，这一建筑群构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公共住宅建筑。达士岭组屋 内有1858套豪华公寓、数千可移动的轻质混凝土墙体，还被赋予了新加坡政府满满的希望。达士岭组屋项目是政府对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的反击行动之一，旨在向新加坡公民展示，公共住房也可以令人神往。任何人只需购买一日通票，就能乘坐电梯到达50层的高空天桥，尽情欣赏新加坡乃至印度尼西亚的瑰丽景色（桥的另一半则供楼内居民使用）。正如新加坡其他地方，这里的天桥也不仅仅是一条步道，而是一座真正的花园，人们甚至可以在这里找到这样的标识：禁止露营和赌博。天桥边缘有两层围栏将人们挡在一组轨道后面，用于架设玻璃清洁装置和防止高空晕眩。

2010 年8 月，李显龙总理在达士岭组屋的55 层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国庆献词。恰如其分的是，在献词中李显龙总理强调了政府的目标是“让所有新加坡人都能享受经济增长的果实”。他还提到国民关于移民问题的“合理忧虑”，谈起完善服务，包括更有设计感的HDB组屋。

极尽奢华的达士岭组屋确实满足了一切设计师的愿望。它向世人证明，卑微的HDB组屋可以一点儿都不卑微，它能冲破那层阻隔在85%的居住在公共住房内的人和一小群富豪之间的玻璃天花板。这一点确实令人钦佩。但事实上，这一项目却无意中强化了一种认识，即一部分新加坡人可以像买彩票中大将一样得到不公平的奖励。

在达士岭组屋刚建成的时候，有5000人缴纳了10新元的申请费用希望得到其中一套住房。中了头彩的人在头五年里不允许进行房屋买卖，但五年过后，很多人从交易中获得相当可观的收益。这也许正反映出，这个如此优质和重要的楼盘，其初始售价低得多么不切实际。2004年，5套新出售的公寓售价在345100新元到439400新元之间。2016年，其中一套公寓的售价达到112万新元，这创造了HDB组屋交易史上的记录。在此之前，至少有10套达士岭组屋的公寓售价达到了7位数。事实上一个房地产分析网站在2015年就指出，从达士岭组屋获取一套公寓的概率堪比买彩票中大奖。从象征意义上讲，这很难用以强调新加坡社会天生具有公平性。

达士岭组屋是政府美化社会契约的起点，如今整个新加坡都在按照国民不断变化的期待改头换面。比如位于小岛北部的榜鹅地区。这里被重新开发成为热带度假胜地，北岸海湾 这样的时髦HDB组屋与旁边全设施配套的宝家轩（ATreasure Trove）这样的私宅比也毫不逊色。双子瀑布以“新式的行政公寓”为卖点，其宣介称，在“风情无限的榜鹅海滨”，“每天早上醒来，眼前都是一个热带天堂”。还有一个以狂野西部为主题的榜鹅牧场，混凝土小屋被涂成马车的样子，前面有一个用假草皮填成的马的雕像。你也可以到疾驰马厩（Gallop Stables）骑马，玩一种叫“足球高尔夫”的游戏。

如果你肚子饿了，可以前往螃蟹之家或梁吉签名（Leong Ji Signatures）就餐，只需路过两个浑浊的绿色水滴形池塘——里面的乌龟仰头望着天，喘息着。居民们骑着租来的自行车，在海边的木板上摇摇晃晃地前行，没几十米就停下来调节一下手机里音乐的音量。在榜鹅海滩（Punggol Beach），曾有几百名华人在日占期间的肃清行动中被杀害，如今这里被奇异的圆石头覆盖着。

而离榜鹅海岸不远，位于柔佛海峡中间的实龙岗岛如今被重新命名为科尼岛（Coney Island）。新加坡政府非常慎重地尝试更新社会契约，以满足新一代人的需求，这一代人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习惯于面对各种不确定性。这背后传达出来的信息是，不只是买彩票中大奖的达士岭组屋住户才能实现Instagram 上的豪宅梦：每个人都能享受度假村式的生活方式，不管你是恼怒者还是自满者。

原作者 |[英]尼古拉斯·沃尔顿

摘编 | 徐悦东

编辑｜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李世辉

新加坡贫富差距比较大，但是不会造成社会问题。因为新加坡把穷人也照顾的很好。

全球唯一没有贫民窟的城市，再穷都有吃有住，这就导致穷人没有那么仇富。

而且新加坡大部分富人也很低调，前首富远东集团的老板，每天也是去公共咖啡店喝便宜的咖啡。所以穷人也不是那么羡慕富人。

大家认为富人是有能力才富的。不是靠压榨穷人。况且很多富豪是从别的国家赚了钱，移民到新加坡的。所以贫富差距大，不成问题。

2020年新加坡最新富豪榜出炉，海底捞张勇、舒萍夫妇以190亿美元，约1240.71亿人民币）蝉联新加坡富豪榜榜首。

以前也没觉得海底捞的老板在国内能排的这么靠前啊，目测国内富豪们如果多过去几个，新加坡富豪榜应该也不会这么稳定。

最新的《2020福布斯新加坡富豪榜》显示，居住新加坡且位列新加坡富豪榜前十的商业巨贾。分别为：第十位，黄祖耀（53亿美元，约346.09亿人民币）；第九位，郭氏兄弟（55亿美元，约359.15亿人民币）；第八位，邱氏家族（63亿美元，约411.39亿人民币）；第七位， 李小冬（71美元，约463.63亿人民币）；第六位，郭令明及家族（88美元，约574.64亿人民币）；第五位，黄志祥与黄志达兄弟（132美元，约861.97亿人民币）；第四位，爱德华·萨维尔林（140美元，约914.21亿人民币）；第三位，吴清亮（148美元，约966.45亿人民币）；第二位，李西廷（178美元，约1162.35亿人民币）；第一位，张勇、舒萍夫妇（190美元，约1240.71亿人民币）等。